钱理群:沈从文自杀之谜丨读书

华文好书2018-06-06 10:34:15


文丨钱理群

本文引用自《岁月沧桑》


沈从文自杀之谜

1949年初,当经过1948年的大决战,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世人或满怀期待和喜悦,或充满疑虑以至疑惧,准备面对新中国的诞生的时候,文坛上爆出一个自杀事件:3月28日,在三、四十年代拥有广泛影响的作家沈从文用剃刀划破了颈部及两腕的脉管,又喝了一些煤油,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在当时即引起强烈的反响,以后就成为新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谜”。它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提出了一个易代之际知识分子的选择问题。由此而引发了人们对沈从文在1949年以后的命运的关注:他一身兼具“乡下人”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双重立场与身份,自然是别有一种典型意义的。

 


沈从文


文人自杀是易代之际的典型现象。1948年11月出版的沈从文的朋友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曾发表文章,讨论当年王国维的自杀,以及1948年词人、镌刻家乔大壮的自杀,指出:

“今日已不是朝代的更易,而是两个时代,两种文化在那里竞争。旧的必灭亡,新的必成长。孕育于旧文化里的人,流连过去,怀疑未来,或对于新者固无所爱,而对于旧者已有所怀疑、憎恨,无法解决这种矛盾,这种死结,隐逸之途已绝,在今日已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无可奈何,只好毁灭自己,则死结不解而脱。

像王静安、乔大壮两位先生都是生活严肃认真、行止甚谨的人,在这年头儿,偏偏就是生活严肃认真的人,难以活下去。所以我们对于王、乔两先生之死,既敬其志,复悲其遇,所谓生不逢辰之谓也”。
 
沈从文从他的“常”与“变”的历史观出发,早在1948年即已认定:“一切终得变。中国行将进入一个新时代,则无可怀疑”。在这个意义上,“变”即“常(态)”(“道”)。“凡事将近于自然。这里若有个人的灭亡,也十分自然”。
 
“旧的社会实在已不济事了,得一切重作安排”。这就意味着要“一切价值重估”。问题是这样的“易代”,由“旧时代”将转入怎样的“新时代”,将发生怎样的价值变化?沈从文也有一个明确的判断:“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后却必须用‘信’字起步”。十三年后的1961年,沈从文又这样谈到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他幸又不幸,是恰恰生在这个人类历史变动最大的时代,而恰恰生在这个点上,是个需要信仰单纯,行为一致的时代”。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了,沈从文的判断,是有它的道理的:至少说这确实是一个“需要信仰单纯,行为一致的时代”。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像沈从文这样的知识分子能适应这个由“思”向“信”的历史大变动吗?
 
沈从文发现了自己的三大困境:
 
(一),作为一个“文法部门”的知识分子(即今天所谓人文知识分子),能够放弃“思想”吗?“我思,我在”,“思”对沈从文具有存在论的意义,岂能轻言放弃?而且思想是“有根深蒂固连续性,顽固排他性”的,是无法“忘我,无我”的,“我持”越强越难做到。
 
(二),作为一个“内向型”的知识分子,自己天生地“能由疑而深思,不能由信而勇往”,“永远有‘不承认现实’的因子”,有“永远不承认强权的结子”,“总觉得现实并不合理”。这样的怀疑主义的,永远不满足现状的知识分子,能够和需要用“单纯信仰”来维持既定统治秩序的“时代要求”相适应吗?——人们很容易联想起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里对“不满意于现状”的“感觉灵敏”的“文艺家”的命运的思考。其实,几乎和沈从文同时,后来成为“胡风分子”的张中晓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三),作为一个固执的“乡下人”,“乡村简单生活和自然景物”,以及反映这样的生活理想的“旧小说”,是自己多年来抗拒现实黑暗,避免自我屈服、堕落的三大救手,安身立命之处,这样的“生命经验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是能够轻易割断的吗?这背后似乎还隐含着对“乡土中国”的消亡的疑惧。
 
这已经涉及到新时代如何看待自己,自己视为生命,极为看重的文学上的成绩的问题。本来,沈从文对于在“一切价值重估”的时代,自己“许多努力得来的成就”,“自不免都若毫无意义可言”是有思想准备的,但却没有想到,他所面临的却是“大批判”的革命风暴。
 

《岁月沧桑》,钱理群 著,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7月

本书系著名学者钱理群教授沉思十年之作,也是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之终卷。作者选择沈从文、梁漱溟、赵树理、废名、王瑶、郭小川、邵燕祥等重要、典型的作家、学者在1949年至1970年代这一时期的生命历程为观照对象,透视其个人性格、理想与时代、社会之间的交流激荡。入选七八月“华文好书”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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