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散记 | 李剑鸣:杨生茂与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下)

美国史研究2018-01-11 18: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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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生茂与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作者:李剑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三、学术探索
在斯坦福大学求学时,杨生茂专攻美国史;回国执教后,虽然为各种工作牵扯了精力,但是他始终把美国史作为主要的学术领域。他晚年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自承“多年来在美国史方面多花了一些精力”,做了一些“铺路架桥”的工作。

斯坦福大学

中国最初的美国史研究,实际上只是零星的知识介绍、应时的政治批判和粗线条的通史写作。这与历史研究的专业化趋势极不合拍。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要取得成绩,必须改变浮泛和笼统的状况,选取某些必要而又可能的领域,进行深度开掘性的研究。因此,细分研究领域,确定具体的研究课题,乃是一种急迫的需要。在这种形势下,杨生茂在美国黑人史、外交史、史学史和华侨史等领域,担当起“探径”和“铺路架桥”的角色。
杨生茂早年随美国史学名家托马斯·贝利专攻美国外交史,回国以后在这个领域用力颇多。他的重点并不是讨论美国外交史上的具体问题,而是致力于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美国外交史的基本体系。他之所以选取这种路径,可能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外交史具体问题的研究必须基于档案文献,如果不能进行档案研究,就难以取得有原创价值的成果。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学者很少有利用美国外交档案的机会,因而“炒剩饭”的现象在外交史领域表现得相当严重。杨生茂对这种局面想必是了然于胸的,因此,他没有将专题研究作为主攻方向。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更急迫的事情是建立一个基本的解释框架和教学体系。在80年代中期,杨生茂提出要撰写一部中国人自己的美国外交史,其目的是填补国内“尚无一本较系统、较完整的有关美国外交政策史的专著”的空白,对美国外交史提出中国学者自己的解释,并且“应答时势的需要”,为中国对外开放、了解世界提供有益的读物。长达50余万言的《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于199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结合美国外交政策史的编纂,他还撰写了《关于撰写<美国外交史>》的几个问题》和《美国外交政策史三论》两篇论文,阐述了他关于美国外交史的框架思想。
在对不同时期美国外交的历史分析中,杨生茂关注的是美国政府外交政策实现其国家利益的动因和方式。他认为,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其国家利益在根本上受到资本利益的制约;因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寻求适合的国内和国际条件,是美国历届政府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并不存在真正的利他主义和国际主义。他从国际关系史上国家利益的运行特点入手,把漫长历史中基于不同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概括为四种模式:第一种是两国利益平行发展、互不干扰的模式,这常见于古代历史之中;第二种是两国利益部分重叠,出现某种共同的利益范围,这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模式;第三种是一国出于自己的利益而侵犯他国的利益;第四种是战争,“这是解决国家间利益矛盾的最后手段”。他认为,第一种模式在美国外交史上从未出现过;第二种模式则体现在某些时期的美英关系中;第三种模式在美国外交中最常见,虽然具体的手段与方式多种多样,但“熟果政策”则是突出的特点;第四种模式在美国外交史上经常表现为“不宣而战”的武装干涉。美国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虽然曾采用多种手段,但是“扩张是贯穿美国外交政策史的主线,也是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发展的关键”。从这一立论出发,他把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划分为大陆扩张、海外扩张和全球称霸三个时期;还梳理出与之相应三大政策口号,即孤立主义、“门户开放”和遏制政策。在这个整体框架中,原来那些看似互不相关的政策和史事之间显现了内在的联系,美国外交政策的本质特征和演变特点便鲜明地凸显出来了。可见,这个框架不仅完整而自足,而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奠定了国内美国外交史研究和教学的基础。

显然,杨生茂研究美国外交史的重点在于外交政策,这是一种以政治史为中心的研究路径。而且,他之所以关注外交政策,还带有强烈的政治关怀。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与美国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国际关系,是中国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一个基本制约因素。因此,他感到“了解美国在对外政策中是如何实现其国家利益的”,这对于中国对美外交,对于中国寻找合适的外交战略,都具有参考和借鉴的意义。也正是由于这种显而易见的重要性,美国外交史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中最热门的领域。随着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发展,以及所受美国和欧洲史学影响的扩大,美国外交史研究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转向外交政策形成的文化机制和国内背景,从政治史转向文化史,从单纯关注美国的外交政策,转向多国之间的互动与博弈。在美国外交史研究的这种发展和转向中,杨生茂当年培养的几名专治外交史的研究生担当了重要的角色。

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
杨生茂主编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美国史学史是杨生茂晚年用力最多的领域。他一度有撰写一本系统的美国史学史的打算,最终由于精力不济而放弃。他重视美国史学史的研究,一方面是他觉得史学史是历史学者成长的必修课,任何领域的研究者,如果不了解前人的研究,不懂得史学发展的脉络,就难以取得很大的成绩。另一方面,研究史学史有助于深入阐释他长期关心的三个重要问题:一是史学与社会和时代的关系,二是外来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关系,三是伟大的历史学家是如何造就的。他对美国史学史上三位有影响的史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们是美国19世纪最重要的史家乔治·班克拉夫特,边疆学派的创立者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新左派史学的代表人物威廉·阿普曼·威廉斯。他并不局限于评述他们的史学成就,而是侧重从传统、社会和时代的角度来探讨史学的发展,从而寻找学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他特别注重美国历史学家如何“鉴别吸收”欧洲和本国的文化遗产,如何自觉运用史学为时代和社会服务,以及如何在时代精神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下解释美国历史。通过对美国史学史的研究,结合对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的思考,杨生茂提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应当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鉴别吸收前人优秀的文化遗产,在学术上有所创新,能有益于社会发展潮流,或能积极应答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问题,并且能对社会未来的发展起到有益的启迪作用。

杨生茂在美国史学史研究中的突出特点,还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史学史的撰写有多种途径,且各有短长。杨生茂研究史学史的主要方法,是选择有代表性的史学家(他选取的是乔治·班克拉夫特、亨利·亚当斯、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丹尼尔·布尔斯廷和威廉·阿普曼·威廉斯)来梳理美国史学演进的脉络和阶段性特征,力图将史家、流派、著作和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来解析史学流派的形成、史学思潮的兴替、史学社会功能的变化等问题。他对特纳史学的研究用功最深,也最能体现他的这种研究方法。《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一文,对特纳史学形成的学术渊源和社会背景、特纳史学的社会影响、边疆学派的衰落和适应性发展等问题加以论述,清晰地梳理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美国史学的一个重要趋向。杨生茂还特别重视史学发展的社会背景以及思想、学术的渊源。他对班克拉夫特史学的论述,以班克拉夫特在吸收欧洲文化、继承美国本土思想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创新为重点,探讨了惟一神论、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党人的审视角度对他考察美国历史的影响。在评述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外交史学时,杨生茂着重阐释了威廉斯思想和新左派的关系,指出了威廉斯思想的复杂性,认为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又有乌托邦主义色彩;威廉斯对美国外交政策持批评立场,在内政上又是胡佛思想的追随者。杨生茂这种注重建立不同思想资料之间的事实关联的方法,体现了一种历史主义的取向。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1861-1932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历史学家。边疆学派的创立者。

毫无疑问,杨生茂的论著在思想观点上带有时代的印记,只有将它们置于具体的“语境”中,才能得到确切的理解。在1949年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史学作为现实政治的重要工具,所受的政治影响尤为强烈;而且,苏联的美国史学具有明显的泛政治化倾向,中国学者也难免受到感染。因此,这个阶段的美国史论著,通常带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和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学术的特性不断发育成长,美国史研究的学术性也逐渐显现出来。杨生茂的论著同样反映了这种变化。他的几篇成稿于不同时期的美国史学史论文,即反映了时代变化给学术打上的不同印迹。《“新边疆”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写于1964年,其题旨乃在于从史学史的角度揭示肯尼迪的“新边疆”的政治涵义,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批判倾向。《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问世于80年代初期,虽然评价标准中仍然带有政治因素,但对特纳史学及其学派的得失兴衰的评论,则基本上是学术性的;发表于90年代末期的《论乔治·班克拉夫特史学》,则从“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的观点出发,以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学术与时代精神的互动为中心,深入地评说了班克拉夫特的思想和学术,乃是一篇纯粹的学术论文。

四、史学思想
杨生茂是一个兼备学识与个性的学者。他不仅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而且对历史学中的一般性问题也有自己的见解。
在历史认识论的层面,杨生茂虽然相信历史研究的对象具有不可移易的客观性,但他并不认为史家可以一蹴而就地揭示历史的真相和本质。他强调,人对历史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接近真实的过程。他承认并且重视历史认识的相对性,但不赞同相对主义。以往,中国史学家长期讳言历史认识的相对性,以为它妨碍对历史真相的探索,有害于历史的客观性,谈论这样的问题容易沾染相对主义的嫌疑。但杨生茂对历史认识相对性的看法,含有很浓厚的辩证法意味。他写道:“重视历史的相对性,则会鼓励历史学家去不断探索,不断修正偏误,不断前进,不断激发自强心、自信心和自尊意识。”他进一步提出,历史学家固然要有客观精神,但纯粹的客观是根本不存在的,任何学术观点的形成,都与作者的“审视角度、学识厚度、社会阅历和思维方法”有密切的联系。这是造成历史认识具有相对性的主要因素。如果每一代人能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就能推动史学的不断发展。杨生茂同时又看到,如果从相对性走向相对主义,就会导致主观随意性,难免发生“看风转舵”和“曲意编织”的现象。因此,历史学家一定要“慎于判断,力戒主观臆测”。可见,在杨生茂的观念中,恰当把握历史认识的相对性,是与严谨治学、不断探索的学风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史学界长期关注历史的动力问题,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相关讨论中,往往体现出浓厚的政治意味,甚至直接演化为政治讨论。杨生茂在思考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演变时,也很重视其中的动力问题。在他看来,一方面,历史运动不是某种单一因素的推动所致,具体到美国历史上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便受到“其国内和国外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诸因素”的制约,美国外交政策正是“这些国内外诸因素的合力”的结果。另一方面,历史运动中往往有许多具体的、不确定的因素的介入,它们同样影响到历史运动的走向和方式。他把这些因素称作“复杂的易变因素”;具体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中,这些因素包括意识形态、舆论媒介、决策过程中人的作用、以及实施外交政策时对时间和地点的选择等。因此,历史运动中的“合力”,“是一种因时、因地、因人不断变动的趋向”。当然,他也没有回避“经济决定论”的问题。他写道:“在(美国外交政策所涉及的)国内外诸因素中, 说, 经济因素是外交政策中经常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但这也不等于说, 每个具体事件都可与经济因素直接挂钩。”从总体的思路来看,他所阐述的这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因素, 但这不等于说, 其它因素有时不能起决定作用。从宏观的终极的意义种“合力论”,虽然仍带有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明显不同于流行已久的单一因素决定论,而是强调多种因素的结合以及不同历史情境中不同因素的不同作用。这触及了历史运动深层因素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一种更富于辩证意味的历史思维。

具体到世界史研究的方法论,杨生茂提出了“中外关系”和“古今关系”这两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命题。所谓“中外关系”,就是中国史家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和如何吸收外国史学成果的问题。他认为,中国人研究世界史,“应不断吸收国外史学家所提出的有价值的新知识,特别要注意他们的有价值的史学方法论”;但是“吸收”必须以“消化”为前提,“夜郎自大”和“自我封闭”固不可取,而“唯洋是尊”和“全盘照搬”也危害甚大。他将对待外来文化的策略概括为“鉴别吸收”4个字。在论及美国的乔治·班克拉夫特和中国的雷海宗的学术成就时,他都肯定了他们对外来文化“善于鉴别吸收”的长处。他认为,“鉴别吸收”是一种“硬功夫”,首先要“弄懂外国文化”,因为“正确理解是最根本、最起码的条件”;同时又要以本土文化作为参照和根据。对中国学者来说,“鉴别吸收”的目的在于“弘扬本族文化,丰富和提升世界文化”。于是,在外国史研究中如何对待外来资源的问题,就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关系、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前途这样宏大的问题联系起来了。杨生茂说的“古今关系”,则是一切历史研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他认为,“历史总是当代人对过去的探究、思索和辨析”,今天的历史学家在面对遥远的过去时,必须采取“科学历史主义”的态度。如果“只以当时看法评说古人”,“则历史人情事理十全十美”;如果“只以今人的认识去要求古人”,“则历史皆非”。因此,必须将两者结合起来,一方面要理解古人,同时又要保持今人的认识和立场,这样才能“透视历史的发展趋势”。这种看法和陈寅恪所说的“心通意会”、“了解之同情”的治史心法,可谓异曲同工。

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1800-1891),美国历史学家、政要。著有10卷本《美国史》,被誉为“美国历史之父”。
雷海宗(1902-1962),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致力于中国、世界历史的教学研究 。

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杨生茂特别强调比较(对比)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同类事物之间的对比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之一”,因为“历史不能重演,要正确认识历史,就须比较”;“纵向”和“横向”都须比较;比较的目的在于“分析鉴别,去伪存真”。虽然杨生茂在有的场合谈到要“加强比较史学的研究”,但他所提倡的“比较”并不是一个领域,而主要是一种方法,是一种可以用于包括外交史在内的各种课题研究的方法。他还谈到,要做好“比较”,就“不但要通古今,还须通中外”;也就是说,比较方法的运用涉及博与约的关系。他还谈到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的异同,前者力求体现某一文明的连续性,后者则侧重呈现不同文明的“异态”。他对比较方法的强调,触及了史学的学科内在规定性。历史研究的实际表明,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离不开比较,只是有时用的是“显性”比较,有时用的则是“隐性”的对比。
在20世纪末期以前,国内世界史研究的最大难题在于资料匮乏,因之杨生茂自80年代以来,反复强调资料在世界史研究中的基础地位。他提出“资料-专题-通史”的路径设想,把积累资料放在第一位。他本人在研究中只考虑那些有足够材料的课题,并且力图穷尽所能获取的全部材料。同时,他鼓励年轻一代学者想方设法发掘材料,尽可能占有丰富的史料。但是,他反对“为资料而资料”,强调资料的意义在于用于研究。他同时也意识到,“目前我们在材料上尚不足与外国学者相比量”,所以要“加倍审慎精思,尽力在准确上下功夫”。为了准确地理解材料,他还较早地提出要重视历史语义学的问题,充分留意某些关键词汇在特定的时代和文化中的确切含义。 
杨生茂向来关注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强调史学对社会现实的作用。他认为,历史学家多有为现实服务的主观愿望,希望自己的著述能够对社会发挥影响;同时,史学可以为社会所用,对现实具有说明或辩护的功能。他由此提出了评判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的标准:只有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既能应答时势、又能启迪未来的历史学家,才配得上“杰出”二字。在他看来,史学之“用”主要表现为“温故知新、应答现实和启迪未来”;史学如不能“致用”,就会导向“历史无用论”。但是,不能把“学以致用”等同于用学术服务于一时一地的短期需要,更不能“将过去史事任意做出现代解释”。而且,外国史的“用”之于中国,也不能生搬硬套和曲意迎合,而应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加以考虑。例如,他在论述特纳的史学时,“联想到我国广大的西部土地”;但同时又意识到,中国的西部开发决不可能走美国“西进运动”的道路。
杨生茂还是一位公认的文章高手,十分反感那种干巴巴的、面目可憎的史书,主张把历史写得生动可读。他自己在写作上倾心于遣词造句,其行文典雅庄重,文气通畅奔放,既富于激情和文采,又不逾学术的矩度。他的论文讲究谋篇布局,注重起承转合,虽经反复运思和不断修改,但仍然是浑然一体,如一气呵成。《论乔治·班克拉夫特史学》一文15000余字,未分节,但段段相属、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并无半点罅隙;开篇如高屋建瓴,气势不凡;结尾则似饶梁琴音,意味绵长。他在文辞上也相当用心,或融古文修养与现代意识于一体,或冶学术理念和文学笔法于一炉。他在评论雷海宗的《西洋文化史纲要》时,称《纲要》“点击要人、要事、要文、要书”,一连用了四个“要”字来反映书的特征,不仅呼应书名,而且凝练中肯;他还恰到好处地借用了“点击”这个网络时代的新词,形象贴切而饶有现代气息。他接着用生花妙笔描述了《纲要》的特色:“从纵向看,所述史实如千条长河倾泻而下,有时奔腾急驰,骇浪拍岩;有时冲过险滩巨坝,迂回转流,一往无前。……从横向看,犹如高山峻岭,万仞沟壑,旷野浩瀚,苍绿无际,……”
另外,作为一个在美国求学多年、以治美国史见长的中国历史学家,杨生茂对美国及其文化的思考和情感,相较于那些简单批判美国或一味推崇美国的倾向,要显得更加复杂和微妙。他晚年回忆当初在斯坦福选择学习外交史的动机时说,就是因为目睹中国饱受外国侵略和欺侮,才立志要了解“外国欺压中国的根源”。在他一生的思想情感中,民族意识始终至为强烈,本位文化观念也是他审视外来文化的主要依托。他一直倡导“鉴别吸收”,而他所说的“鉴别”本领主要是来自基于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自尊。他强调在面对外来文化(主要是美国文化)时,要有免疫力,对民族文化要持乐观主义态度。他把两种教条主义并举:一种是语录式的教条主义,另一种是全盘西化的教条主义。他承认美国体制和文化不无长处,但否认它们具有普适性。他尤其反感美国社会和文化中那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和使命意识。他对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始终抱有鲜明的质疑和批判的态度,认定美国对待他国的政策和做法是源自其文化的特性和国内政治经济的需要,因而内政和外交“是一张皮的两面,不是两张皮”。这样的思想和情感,对他的美国历史观的形成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只有结合20世纪中国的历史和杨生茂本人的经历及感受,这一点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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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杨    洁
责任编辑:杨长云
编       审:张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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