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394 无依散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慈悲——施米特《Der Nomos der Erde》读后感

三会学坊2018-06-12 08:13:39

卡尔·施米特(1888—1985)

 

今日清明,读完卡尔·施米特《Der Nomos der Erde》一书。此书尚无中文译本,坊间均草率地称之为《大地法》。坦白地说,将来的译本若真名之为《大地法》,则无一字译得正确。中文学界看到“法”,首先会想到英文的“law”或德文的“Recht”,而原著中的“Nomos”则是更加深层的规则,它不是成文法意义上的法,而是事物法则意义上的法,或者是老子所谓的道;“大地”一词则太过文学化,且中文联想到的主要是陆地或土地,一般不会包括海洋,而原著的“Erde”则是包括了陆地与海洋以及人类所及的天空或太空的整个大空间。因此,施米特《Der Nomos der Erde》这本书是在讲人类如何划分地球这片生存空间,或者说,人类如何在地球这片有限的生存空间中既争斗,又共存。

 

4月7日是这位思想家的祭日,他生于1888年,逝于1985年,他的渊博与深刻在同代人中少有比肩,于是,上天派他来观察和总结人类历史上最紧凑也最跌宕的百年。他也不负天恩,做种种示现:才华横溢的青年、与狼共舞的中年、孤独寂寞的残年。不管人生境遇如何,他始终在生命中有意识地分出两个角色:观察者与参与者。所以,我们有幸能够品读一位内心悲戚的老人写出的极其冷静和深刻的文字。

 

《Der Nomosder Erde》成书于1950年,作者时年62岁。这部作品300页,虽难以确定准确的动笔时间,但大概应在1945年至1950年间。在这期间,施米特曾被胜利的英美之师送上法庭,并羁押将近两年,最终无罪释放;也在这期间,施米特被德国同行剥夺公职和教职,他自行发配自己回到老家菩提山,从此一别尘世三十年。指明这些无意为施米特鸣冤,只是更加深切地体会到《Der Nomos der Erde》这部作品成书的艰难以及这位老人的坚韧与倔强。


施米特晚年隐居在菩提山下一间被他称为

"San Casciano"的小屋

 

在本书前言,作者如是写道:“我将本书献于法学的祭坛,它凝结了我无助且艰难的生命体验,法学啊,我为你呕心沥血已四十余年。我无法预知,谁将享用我的祭品,不知是冷静的思考者,务实的钻营家,还是冷酷无情的终结者。作品一旦付梓,作者便再难操控其命运,甚至作者的命运也将随这作品任人摆布”。


是啊,这部作品付梓后,被人看做是为德意志的生存空间论做背书,作者也随之被定性为有碍和平的捣乱者,其人有一颗“危险的心灵”。这真是应了佛家一句话:佛看众生都是佛,众生看佛亦众生。

 

据实论之,施米特的这部书实在是理解近六七百年来的国际秩序变迁以及未来走势的上佳理论作品。中国目前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但若缺乏对当今国际秩序之历史变迁和内在原理的把握,则难免无的放矢。无可否认的是,近六七百年来的国际秩序的确就是欧美主导的秩序,地球上的任何一片土地和任何一个个体都被卷入这秩序的生成和变迁的洪流当中。它不但塑造了我们的生存处境,也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模式,甚至还决定了我们的言说方式。

 

借助施米特这本书,我们可以迅捷且准确地了解这六七百年的国际秩序的前世今生。在前言的另一处,施米特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全书论旨,也勾勒了国际秩序的线索:“今天(注:也就是1950年代),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法秩序已经寿终正寝。与其相适应的生存空间法则(Nomos der Erde)也一并终结。这套法则的产生实属意外,皆因欧洲人童话般毫无预料地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注:即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是一个永远不会再重复的历史事件。今天若真想再重复这样的过程,除非人类在月球上或其他星球上再发现一个新大陆,让人类在那里自由地开发,借此来缓解地球上的争夺。然而,这纯属妄想,在地球上重构生存法则的难题不可能寄希望于这样的妄想。自然科学的发明虽然日新月异,但也别指望通过这条路来解决重构地球生存法则的难题。人类就是只能附着在地球上的物种,因此必须直面尘世的基本秩序问题。我们只能在地球上寻找和建立我们的意义世界。”

 

这段话勾勒出国际秩序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法秩序形成之前的阶段,大约为1492年之前;第二,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法秩序阶段,大约为1492年至1945年的期间;第三,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法秩序奔溃之后的阶段,大约为1945年之后至今。这三个阶段也对应着全书的目录结构,全书分为四章:

 

第一章:五个引论

   1. 法作为秩序与地域的统一体

   2. 前全球化的国际法

   3. 基督教中世纪的国际法

   4. Nomos一词的含义

   5. 占领土地是国际法的核心事件

第二章:对新世界的土地的占领

第三章:欧洲公法(注:即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第四章:重构地球的生存法则的问题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典型欧洲人的视角,以欧洲为线索来书写历史。可是,不容置疑的是,就实际发生的历史事实来看,尤其在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欧洲的确在事实上占领了全世界。所以,即便我们中国人有文化上的优越感,也是未来的事情,而考诸近代的国际秩序变迁,只能从欧洲的视角出发,才能获得一个更切实的理解。

 

Der Nomos der Erde,德文版书影,

Duncker & Humblot,1997年版

  

一、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法秩序形成之前的阶段

 

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法秩序的典型特征在于其真正具有了世界的眼光,且采取了全球尺度上的作为。在此之前,各地秩序只能算作区域性秩序,因此,在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法秩序形成之前,尚无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概念。此时的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等都局限于一个区域之内,虽然这些文明内部皆有普世性的概念与诉求,但并未在事实上拓展到全球的尺度。各文明内部的冲突也均为特定区域内的冲突,从而也只在特定区域内消化平息。

 

施米特重点论述基督教文明影响下的欧洲。围绕着“耶稣是基督”的根本问题,存在着基督徒与敌基督、基督徒与异教徒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不可妥协的善恶之争。争斗各方皆宣称自己为正义之师,与之敌对的乃是魔鬼。在欧洲范围内,这种斗争最终演化为长达百年的宗教内战。

 

二、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法秩序阶段

 

所谓国际法秩序,就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形成的秩序,所以,首先要形成国家。施米特对国家一直有一个特殊的界定,他指的是摆脱宗教内战后在欧洲范围内形成的以特定地域和至高主权为核心标识的秩序状态。他一直强调,“国家”这种秩序状态是欧洲特有的成就,其核心功能或贡献就是把此后的战争限定在有限的尺度和程度上。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在于欧洲人转变了观念,并通过国家实现了这种观念转变。此后,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再是正义与邪恶的不可妥协的灭绝战争,而是平等对手之间的力量比较。对手不再被认为是违反神意的魔鬼,而是与自己平等的他者。

 

在这种背景下,施米特提出其最为著名也广受误解的命题:“政治就是区分敌友”。这个命题中的敌人是中立的概念,它针对的是罪人。之所以做这种概念转变,是因为基督教的大一统秩序瓦解之后,在公共领域再无统一的权威来界定谁是魔鬼。梵蒂冈的教皇只能感化人们的内心,不再拥有在公共舞台上区分善恶的权威。既然缺失了更高的权威,那么争斗者就是平等的对手。再用善恶或神魔的语言加诸于对手,只能导致力量上的强者同时也变为道德上的专制者。所以,敌人概念不是要挑起争端,而是要遏制战争的残酷性和彻底性。这个命题所隐含的另一个前提则是,生活在有限空间内的人类面对有限的资源是无法避免互起争端的。当前反对施米特敌友区分命题的人或许认为人类是可以含情脉脉地解决分歧的。这种人类学层面的认识分歧是无法互相说服对方的。我只能说,从人类历史的种种事实来看,我更赞同施米特的观察。

 

由上可知,施米特的国家概念隐含了两个前提:第一,国家只是欧洲范围内的政治实体;第二,国家之间的分歧和争抢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这种争抢的性质在欧洲范围内实现了道德中立的处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争抢的残酷性。

 

施米特指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对欧洲人的冲击简直可以用措手不及来形容,因为从此之后,整个地球真正在可测量的意义上展现在欧洲人面前,“世界”从此以后才真正出现。新大陆的发现摆在欧洲人面前一个难题:如何处理欧洲大本营与新大陆之间的关系?这里涉及到两个层面的关系:第一,欧洲各国在新大陆上的相互关系;第二,欧洲各国与新大陆上的原住民之间的关系。

 

在处理这两层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法秩序。这种秩序具备以下几个核心特征:

 

第一,在欧洲大本营与新大陆之间做出明确的地域划分。为此,欧洲人曾在地球上画出横竖交叉的线条,欧洲以西的大西洋上隐约可见的几个小岛(亚速尔群岛、佛得岛)就成为连接南北极的一个节点,再以赤道为横轴,就勾画出欧洲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之外,就是新大陆的范围。

 

第二,在欧洲大本营与新大陆的范围内遵行不同的规则。在欧洲大本营内,国家之间的交往与冲突遵行上文所言的中立原则,因为这个范围内均是互相平等的主体。在新大陆则实行另外一套规则,这套规则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欧洲国家自由掠取原则”。在欧洲人看来,新大陆是一片尚未建立秩序的可以自由开发的不毛之地。欧洲人可以在此自由地攫取。鉴于地域如此广大,欧洲人应可各取所需,不致发生冲突。假使真的发生冲突,则适用欧洲国家之间的平等原则。但是,如果本地的原住民竟然奋起反抗,则属于野蛮人或者未开化人对文明的欧洲国家的侵犯,此时,欧洲国家与野蛮人之间的冲突自然不用遵守适用于文明国家之间的法则,欧洲国家自然可以凭其先进的武器对野蛮人进行文明化的教育。

 

第三,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法秩序由多层的秩序板块组成。它至少包括如下几个部分:平等国家组成的欧洲范围内的秩序;新大陆的殖民地秩序;新大陆的保护国秩序;自由而广阔的海洋。

 

由上可知,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法秩序之所以能够在欧洲范围内实现控制战争的规模和烈度,关键在于欧洲范围之外的新大陆为其缓释矛盾提供了释放空间,让其在欧洲范围内无法满足的欲望在其他地域得到补偿和满足。

 

英译本书影,The Nomos of the Earth

Telos Press Publishing,2006年版

 

三、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法秩序奔溃之后的阶段

 

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法秩序首先提出挑战和对抗的是美国。美洲大陆刚被发现之时,曾长久被看作欧洲人可以自由开发的不毛之地。施米特曾指出,霍布斯《利维坦》中所描述的自然状态并非全是凭空想象,而是当时欧洲人对美洲大陆的真实素描。而当美国把印第安人文明化处理之后,逐渐生长出本土和独立意识,最终形成与欧洲母国的对抗之势。所以,美国人更喜欢卢梭描述的自然状态。

 

美国独立意识的典型表达是1823年的《门罗宣言》,从此,世界不再是欧洲人观念中的“欧洲-新大陆”的划分,而变为“东半球-西半球”的划分。西半球是美国人的领地!世界不再是欧洲列强独霸一方,转而进入欧美双雄瓜分天下。

 

亚非拉沦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历史由此拉开帷幕!此中历史不需详述,我中华近代百年的惨痛经历正是此逻辑的展开。

 

施米特一生以悲愤的情绪对抗英美。可是,他的悲愤与我中华的悲痛不可同日而语。施米特悲愤的是,英美不过是先发家的强盗,为何在德国这个后起的强盗面前装起了正人君子。而我中华近百年的历史是被不断变换的强盗掠夺和压榨的历史。所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在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意义时,强调中华民族从此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慈悲

 

施米特《Der Nomosder Erde》一书于关键处皆戛然而止。但我们能感知到,他对未来的国际秩序非常悲观,当二战后世界一片歌舞升平时,我们能体会到他内心的悲叹:世界已经失序,人类将永无宁日。这种失序体现为正义战争观念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共生互长。世界从未向二战之后这样,有如此多的国家或群体被隐射为邪恶的化身,针对邪恶,自然应该不择手段地灭除之,因此,日益先进的武器得以研发;武器研发得越先进,杀伤力越强,也应该用在邪恶的魔鬼身上,所以,也必须寻找甚或制造出邪恶的魔鬼。

 

在地球资源有限、人群冲突不可避免的现实面前,正义战争观念和日益先进的武器必将促成人类的灭亡。

 

正是在此背景下,我们有必要认真对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义战争观念的背后仍是一种善恶分明的思维,在神已不在世间显现的时代,善恶区分只能造成恃强凌弱。“人类命运共同体”承认差异,但更强调共存。假使真有善恶,那也是善恶的共存。对于恶,我们应该生出的不是杀心,而是慈悲!


2017年4月4日深夜。

 

卡尔·施米特的墓碑


本文转自公号“寻求具体秩序”(con-order),感谢作者慷慨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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