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人物通考》简论

红楼梦学刊2018-02-20 09:24:04




作者 李宝山

《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下同恕不另注)第三回宝黛初见,贾宝玉便送了林黛玉一个表字曰颦颦。古人取字崇尚有典,所以探春便问何出,宝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况这林妹妹眉间若蹙,用取这两个字,岂不两妙!”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宝玉笑道:“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

两个笑字,说明兄妹二人的对话是在类似于开玩笑的轻松氛围中进行的。大概宝玉以前经常杜撰一些子虚乌有的说法和书名,所以探春质疑他杜撰时毫不客气地用了一个“又”字。宝玉对此也并不就事论事地辩解,而表现出一种“大家都在做,为何我不能”的无辜。这种逃避问题本身的态度,恰恰坐实了探春的质疑——宝玉所谓的《古今人物通考》云云,就是他自己的杜撰。学者们在浩瀚的文献中“上穷碧落下黄泉”,目前也确实没有发现宝玉所说的这部书。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红楼梦》对此书名注释道:“未祥。从下文来看,可能是宝玉的杜撰。”话没有说满,大概是怕历史上真的存在过一部《古今人物通考》,只是我们尚未知晓。但即使历史事实与文学情节撞了车,也只能说纯属巧合,改变不了宝玉杜撰的情节设定。

当然,正如《红楼梦》第一回大书特书的“假语村言”并不同于“诳语村言”一样(见钱锺书《管锥编》之《毛诗正义》卷二六则),此处的杜撰也不等于瞎编,《古今人物通考》书名出于宝玉之口,自有其文化背景与内涵在。比如马经义先生曾分析道:“‘古今人物通考’,从字面上说,包含了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古今’,就是古往今来,在历史之中;第二‘通考’,就是指全方面的认识;第三‘人物’,是核心,是指天下所有的人,不论尊卑、富贵而人人都在其中。”最后他总结说:“《古今人物通考》的核心就是关注‘人的存在’。”(马经义《红楼文化基因探秘》,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马先生为了突出宝玉对“人的存在”的关注,将“人物”一词径直理解作了“人”,似乎不太妥当。宝玉杜撰的这部书,我们虽然不了解其主要内容是什么,但有一句话还是知道的,即“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这显然是在说物而非说人。联系起宝玉“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第三十五回)之行为,以及“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的”(第七十七回)之议论,就能明显感觉出仅仅说他关注“人的存在”未免有些狭隘,也不符合脂批透露的“情不情”之评语(见甲戌本第八回眉批,庚辰、蒙府等本批语亦多次提及)。所以,书名中的“人物”一词,最好理解为“人和物”的合称,方不至于给人一种“伤人乎?不问马”的错觉。

名字用典,关乎学术。如果我们将宝玉杜撰的《古今人物通考》书名放到曹雪芹时代的学术氛围中考量,则更会明白此书名并非瞎编而自有渊源。在这种视野下,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雍正六年(1728)刊印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这部集二十八年之功完成的万卷巨著,举凡天文地理、人伦规范、文史哲学、自然艺术、经济政治、教育科举、农桑渔牧、医药良方、百家考工等无所不包,是查找古代资料文献十分重要的百科全书。从书名的构造上来看,《古今人物通考》与《古今图书集成》犹如孪生:前面两字框定时间,中间两字交代专题,后面两字说明性质。括而言之,它们都是就某一个专题而作全面考察的著作。这类著作在传统学术处于总结阶段的清朝,是很常见的。比如顾炎武(1613~1682)所著《二十一史年表》和万斯同(1638~1702)所著《历代史表》,顾著已佚姑且不论,万著用史表的形式重新梳理了二十一史的内容,算是一部“古今史表通考”。又如顾祖禹(1631~1692)所著《读史方舆纪要》,着重考订古今郡县变迁,详列山川险要战守利害,而其所读之史亦是纵贯千年的二十一史,故原名为《二十一史方舆纪要》,其实也相当于一部“古今方與通考”。不但社会上的种种学问在求全求通,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不也曾奉命刊刻过《全唐诗》吗?这部经学者们广采博收、考真辨误而“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康熙《御制全唐诗序》)的皇皇之作,自然称得上是一部“三唐诗歌通考”。有了这些学术文化背景,宝玉(或曰雪芹)杜撰出一部名为《古今人物通考》的书也就不足怪了。

文化背景已敷陈如上,试将内涵再披述于下。虽然本文第三段认为书名中的“人物”一词最好理解为“人和物”的合称,但也并不因此而全面否定马先生所作“《古今人物通考》的核心就是关注‘人的存在’”的论断。“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诚如上文所言描写的是物而非人,却也是一件与人有着密切关系的物。窥斑知豹,从我们仅能看到的这十二个字可以推知,该书虽然对人和物都有通考,但仍以人为中心,所考之物或多是像黛石一样与人息息相关的物。黛石用以画眉,起着美颜的功效,这与曹雪芹写大观园里美女云集表现出的价值取向是相一致的。往更深的层次说,则与曹雪芹的魏晋风度也若合符契。曹雪芹与魏晋风度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他朋友留下的一些诗句中窥出端倪,如“步兵白眼向人斜”(敦诚《赠曹雪芹》)、“高谈雄辩虱手扪”(敦诚《寄怀曹雪芹》)、“鹿车荷锸葬刘伶”(敦诚《挽曹雪芹》)等等;也可以从他的别号“梦阮”中发现纽带,得知他“对以阮籍为代表人物的整个魏晋时代风尚的追求”(詹健《由“梦阮”说开去》,《红楼梦学刊》2013年第三辑);还可以从他所写宝玉厌恶虚伪世俗礼教的行为中看到联系,“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基本上是属于魏晋反礼法的一型”(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总之,曹雪芹身上存在着明显的魏晋倾向。而“魏晋是一个极其爱美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崇尚和追求之一,即是“美仪容”(易中天《中国智慧》,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所以宝玉之杜撰看似随口一说,却刚好说到了化妆用品黛石,一方面与宝玉爱吃胭脂的怪癖相一致,一方面也正是曹雪芹和《红楼梦》对爱美的魏晋文化基因的外在表达。

更重要的是,“魏晋南北朝三百年学术思想,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个人自我觉醒是也”(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而这种“人的觉醒是在对旧传统旧信仰旧价值旧风习的破坏、对抗和怀疑中取得的”(李泽厚《美的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宝玉所说“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第三回)和“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别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第十九回),以及“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第三十六回)的行为,正是他对自董仲舒以降被改造得面目全非的官方儒学的大肆“破坏、对抗和怀疑”。顺着这种逻辑理解,宝玉之杜撰《古今人物通考》,自然也有了一定的“破坏、对抗和怀疑”的意味。就如同曹雪芹之创作《红楼梦》,是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跳出传统小说崇尚传奇性和脸谱化的窠臼,“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见《中国小说史略》附录,中华书局2010年版)。曹雪芹通过对传统小说尤其是才子佳人小说的“破坏、对抗和怀疑”,完成了他自己的“人的觉醒”。宝玉杜撰《古今人物通考》,自然也有着相似的精神历程,从而体现着他对“人的存在”的关注。无论是曹雪芹还是贾宝玉,都在人的主题方面与魏晋思潮千里相接。

至于《古今人物通考》的内容,因为本是杜撰,也就无从考证。但我们不妨将描写魏晋人物风采的《世说新语》看做一部“魏晋人物通考”,专题一致自不必说,而其时间范围刚好涵盖在宝玉所框定的“古今”之内,倒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古今人物通考》或许如《世说新语》一般,叙述了一些类似于魏晋名士即贾雨村所说“正邪两赋”之人,顺带着记载了一些与人相关的物如黛石。当然,这种推测永远无法证实,也只能说有一定的可能性罢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是建立于前文所论雪芹、宝玉和《古今人物通考》所表现出来的魏晋倾向的基础之上。我们还应注意,既在《世说新语》中举足轻重,又在《红楼梦》列举的“正邪两赋”名单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嵇康,曾经“撰录上古以来圣贤、隐逸、遁心、遗名者,集为传赞,自混沌至于管宁,凡百一十有九人,盖求之于宇宙之内,而发之乎千载之外者矣”(《三国志·魏书》卷二一《王粲传》裴注引嵇喜《嵇康传》)。管宁即是“割席断交”典故的主角,其在世年代(158~241)略早于嵇康(223~262)。嵇康撰录的这部著作所收人物的时间上限为混沌时代,下限为其生活的241年,正是嵇康视野里的“古今”。嵇康之撰录虽已佚失,宝玉之杜撰亦无可考,但将嵇康所撰著作的内容大略与宝玉所撰之书名联系起来,互补之趣妙不可言。

正如女娲、伏羲、神农等传说人物虽为杜撰,历史学者们仍能从其中感知远古人类的生存发展脉络,《古今人物通考》虽为杜撰,我们也可以从中窥探到《红楼梦》创作的某些文化背景与内涵。若对这个书名的认识止步于“未详”或“杜撰”,不能不说是品读红楼的一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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