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支点”与“白手套”——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之行为模式建构(上)

浦口法院2018-04-15 10:57:54

周滨(周永康之子)一审获刑18年,一个多月后,他的老同学米晓东也站上了同一个法院的被告席。

相比于周滨藏于幕后的神秘,米晓东多在台前为其打理海上和陆上油田买卖生意,被称为周滨的“白手套”

7月14日,为周滨牢狱生涯拉开序幕的湖北宜昌中院一审查证,米晓东伙同杨保东、周滨收受请托人财物共计1.2亿余元,实际分得1275.7万元人民币、美元105万元,因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5年。

“权力支点”与“白手套”——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之行为模式建构


不同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里的“影响交易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我国处于不同法律环境和语境,其确立有着特殊的立法目的。

➤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侵犯了选择客体:一是影响力的不可收买性和不可滥用性,二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 根据现有司法实践,利用影响力受贿存在两种情形:

第一种是国家工作人员与中间人无“通谋”或现有证据无法查清其有“通谋”,中间人处于支配地位,积极运用影响力;

第二种是国家工作人员与中间人有“通谋”,但现有证据无法查清他们之间有“通谋”,中间人处于被支配地位,做国家工作人员的“白手套”,司法机关只能对中间人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分析两种情形,相应地建立两种行为模式:

1、根据第一种情形,联想到物理学中的杠杆原理,将中间人视为积极作为的“权力支点”,以此分析罪名成立的要件;

2、根据第二种情形,中间人为国家工作人员的“白手套”,分析罪名成立的要件。

以“权力支点”模型我国现有贿赂罪体系,形象明了。本罪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属疑似特殊身份。作为非利益攸关方的第三人,中间人介入具有利益性和非难性。以关系亲密程度为标准,将犯罪主体分为三类:过密关系、一般关系、“路人甲”。 过密关系,是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 “疑似患者”、“易感人群”。 一般关系、“路人甲”的行为必须符合罪状行为描述,才能成立本罪。“权力支点”模型(积极模式)适用涵盖全部主体,“白手套”模型仅使用于过密关系。使用顺序亦有先后之分。

刑法在根本上与其说是一种特别法,还不如说是其他一切法律的制裁力量。

———【法】卢梭


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

———美国学者戈尔丁提出的程序公正标准之一


“冲突的任何解决方案都不能包含有冲突解决者自己的利益。”

——美国的戈尔丁在《法律哲学》中解释道


引言

自2009年2月28日《刑法修正案(七)》颁布实施,及同年10月14日颁布、10月16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确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一罪名以来,已有七年的时间,但实际以此罪名提起公诉的案件并不多。该罪名的适用遭遇诸多疑难问题。由于我国特有的贿赂罪架构体系,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适用并不完全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8条规定的 “影响力交易罪” 相接轨。根据中间人的不同角色,建立相应行为模式,以期为司法实务提供更易于掌握的分析工具,深刻体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我国所处的不同法律环境和语境。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行为模式不明,导致司法认定中存在困难

我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托关系求人办事,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但是,一些违法犯罪的人为了逃避法律制裁,向国家工作人员的妻子、子女、秘书、专职司机等人请托,给予财物,请求其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由于在谋取私利过程中,增加了一些中间环节,或者说进行了利益‘搭桥’,也就使得这样的行为变得‘合法’、‘正常’起来。”

“为保证具备足够的稳定性,司法解释中使用了这些概括、抽象和具有包容性的文字表述。但这就给基层执法者带来一些操作上的难度和不确定性。”

笔者认为,离开行为模式,单纯去谈“近亲属”的范围、“关系密切的人”、“影响力”、“利用影响力”、“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等都不能科学地告诉公众,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应结合我国贿赂罪体系,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实务出发,借助行为模式,从本罪的规定和立法背景出发,根据其核心要素,演化出高度简化的犯罪行为模型。凭借建立的犯罪行为模型,司法人员将从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分析中解脱出来,准确定罪。


二、“权力支点”模型建构——积极行为模式

(一)与反腐公约“影响力交易罪”接轨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侵犯客体之一为影响力的不可收买性和不可滥用性。“正式将该罪罪名确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8条规定的‘影响力交易罪’保持一致,也反映出这一犯罪行为与其他贿赂犯罪的根本区别。”著名刑法学家、中国法学会刑法学会会长赵秉志教授认为。

(二)“权力支点”模型假定

✦  杠杆原理

相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直接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存在积极的中间环节,有利益“搭桥”。这一现象,使笔者联想到物理学中的杠杠原理。直接搬动物体,需要费很多体力。总有人迫于自身体力限制,想搬动的物体搬不动,而只能搬动重量较小的物体,或者搬起来很费劲,想省下力气。利用杠杆,借助支点,能够撬动更重的物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人们更愿意寻找支点,借助杠杆。这一情形与人们追逐对公权力有影响力的中间人,通过其影响公权力,获得更大利益的现象很相近。因此,利用影响力受贿这一犯罪行为,可以简化为寻找支点,撬动更多公权力的情形。对公权力形成影响力的人,视作撬动公权力的“权力支点”。


✦  “权力支点”模型初步构造

(1)公权力使用规则假定

使用公权力,有着多种情形。基于以上考虑,做出如下假定:

公权力由一个个标准的长方体组成,具有重量,每块长方体为100个单位公权力。能搬动多少长方体,就表示有多少单位的公权力为其服务,也相应的得到的多少单位的利益。


公权力使用规则设定:

a.需要通过公权力办事的行为人,若想使用公权力,须凭自身体力来搬起代表公权力的长方体。能搬动多少单位的长方体,就允许使用多少单位的公权力。这是一般规则。

b.存在“权力支点”。借助“权力支点”可以利用杠杆撬起更多长方体。

c.借助“权力支点”,有两种方式:c1.付费购买,c2.不需付费。

d.存在其他途径,不使用“权力支点”,也能获得比自身体力所能搬起的更多的长方体。

e.不允许使用付费购买“权力支点”的方式,及其他途径。

经济交往中,遵守规则a的,属于正常的渠道。但是,为获得更大的利益,部分经济人利用规则b、c、d,攫取更多的公权力为自己使用。


(2)“权力支点”模型初步建构

很明显,凭借自身体力搬起长方体的多少来使用公权力,是一种公正的规则,对每个行为人来说都是公平的。而付费购买“权力支点”,借助“权力支点”,利用杠杆撬取更多的公权力,就是一种违规行为,为法律所禁止。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可以看作,请托人为了攫取更多的公权力和相应地获得更多的利益,违背不准付费购买并使用“权力支点”的规定,运用规则b、c1,付费购买“权力支点”,通过其使用杠杆,撬起更多的公权力,获得不正当利益。该具有“权力支点”功能的中间人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明天,我们将选取浦口法院的一则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中的起诉书与庭审部分质证和辩护材料,以“权力支点”模型来阐释各方暗含的意思,以便完善该模型构造,并说明这一话语体系的方便之处。